过去几天，我和很多人一样，一直关注着河南暴雨和水灾的情况。同时，我也在关注着灾难之中的媒体报道。
在今天下午发送的
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里面，我对这次媒体的表现做了一些点评，会员朋友们相信已经收到了邮件。
以下，我想摘录付费通讯中的部分内容，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各位免费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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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回到基本的问题：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为什么媒体要做报道？记者为什么要到现场去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价媒体表现。
先说对于灾区里面的人来说，媒体报道的意义是什么。
第一，是提高受灾人群的可见度（visibility），因为只有被看见，才能得到更好的救援。在这方面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受灾人口的可见度。7月20日的郑州暴雨，传出了非常多的照片和视频，但接下来发生在其他县城、乡镇、农村的水灾，可见度就要差很多，而发生在那些地方的灾难并不比郑州轻微。
所以，我会尤其留意媒体对农村地区受灾情况的报道。《
南方周末》、《
三联生活周刊》、《
凤凰周刊》、《
时尚先生》等媒体都有不错的报道出街，对于平衡城乡受灾人口在可见度方面的差距很有帮助。报道中也确实体现出了农村地区不容乐观的局面：救援力量薄弱，缺少青壮年力量，留在村里的老年人很多都没有智能手机，等等。
第二，是解释原因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灾难？有人失去了亲人，有人失去了房子，有人失去了汽车，更多人的正常生活被打乱，如果能够解释清楚灾难发生的原因，对于人们从心理上的冲击和创伤状态恢复非常重要。
在这方面，《新京报》对“千年一遇”的
解释，
红星新闻和《
南方周末》对红色预警与“三停”措施的报道，澎湃新闻对京广路隧道救援情况的
采访，都是重要的文章。但是，当这些追问会碰触到具体的责任问题时，机构媒体会面临实际的限制。
第三，是持续关注救援和灾后重建。新闻的热度、大众的关注度，都是容易迅速淡下去的，但救援和灾后重建需要较长的时间。所以，灾难报道实际上有两个阶段，一是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，二是漫长的后续。大部分媒体都会撤出灾区，但需要有媒体持续关注，尤其是监督暴雨红色预警之后的措施是否能够被执行，地铁停运机制是否有改进，京广隧道是否有调整，等等。
这次的灾难报道里面，故事硬核的杜强有一篇关于灾区失去互联网之后的
报道获得了很多的关注。很多人从报道中读到的启发是：应该随身带些现金，不能完全依赖扫码支付。但我觉得，它更应该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启发：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性，已经不亚于水电煤。那么，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和灾后，如何更快地恢复基础设施，或者如何让互联网渗透到各个角落的城市更有抵御断网的韧性，就直接关系到整个城市秩序的恢复速度。
再来说说对于灾区之外的人来说，媒体的报道意味着什么。
第一，是提供及时更新的信息，回应人们的关切，让有亲友在灾区的人们提供信息，也让所有人对灾区的人们产生共情，动员更多的援助力量。
从根本上说，人们关心灾区，其实也是关心自己，因为大家其实是一个共同体，所有人都会担心：我所在的城市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我会不会是被困在地铁里、隧道里的人？
这就牵涉到第二点：避免灾难在其他的地方重演。每个城市的居民都应该对自己城市的管理者形成压力，督促他们检查预警措施、排水设施以及各种应急预案。2012年7月21日的北京暴雨，让北京市政府在灾害预警方面吸取了沉重的教训，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可惜的是，当时的灾难并未在全国更广的范围内促成积极的改变，否则此次郑州也不至于此。
第三，涉及到这种极端天气的报道，还应引出一个更深层的话题，那就是气候变化。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，近年来极端天气出现得越来越多，不仅在中国，也在欧洲、澳洲、美洲，全球的气候都变得不正常，而科学界的基本共识是，这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。此次《
财经》和
澎湃新闻的报道都有专文涉及此话题，但总体来说，这个话题在中国媒体上的能见度还很低。
在气候变化议题上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“气候正义”。气候变化是一种很不公平的现象：造成气候变化的人，却不一定是最直接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；而那些在气候灾害中处境最惨的人，可能其实并没有对气候变化产生太多的影响。比如，这次河南农村那些受灾最严重的人，平时可能在日常消费和污染方面并没有对气候造成明显影响，他们是遭到不公平对待的。再比如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，但气候变化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。这种地区之间、代际之间的不正义，应该促使我们思考：如何设计更好的责任分配机制、风险分摊机制，不要让气候变化成为加剧人类不平等的又一因素。
其实，如果用四个字总结，灾难报道的意义就是“尊重生命”。尊重逝去的生命，也尊重活着的生命；尊重城市的生命，也尊重乡村的生命；尊重现在的生命，也尊重未来的生命。
2012年，北京暴雨的5天后，政府公布了遇难者名单，央视主播曾经逐个在新闻中念出那些名字。这一次，我们能等到同样的播报吗？
